3. 明清女性受教育者的增加與影響

3.1傳統為母親職責而進行的女性教育

         「孟母三遷」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筆者特別放映一部「孟母三遷」卡通片，讓學生來溫習並重新思考故事中的「孟媽」的角色與評價問題。(影片插播與思考討論時間)

          討論的話題：「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媽」被歌頌的是她的道德聰慧，還是她的博學？

        母教是儒家倫理傳統的一個長久信條。劉向的《列女傳》是女性訓誡文學的開山之作。它以14個模範母親的故事開篇，接著是有遠見的、智慧的、貞節的、自我犧牲的和能言善辯的女性故事。^[1]

        儘管以母親職責名義進行的女性教育的邏輯很簡單，但「道德教育」和「婦德」的確切含義，在明末清初卻是有爭議的。即是道德和文學教育的恰當比例，是一直被爭論著。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歌頌的是她的道德聰慧，而不是她的博學。歷史中一個很強的趨勢，專以美德而不是才華來定義好母親。^[2]

        婦女與士人家庭教育的重要議題是母親擔任兒女啟蒙教師的職責，這些母親在年幼時接受《孝經》、《論語》、《列女傳》的教育，其中不少人更能通篇背誦，通曉大義，這樣的教育背景讓她們能夠直接擔負起兒女文字閱讀的啟蒙教育。尤其在丈夫早逝或出外工作無法承負兒女教育的情況下，這些母親的智識能力對於兒女的學習便發揮極關鍵的助力。大部分的母親只承擔幼童的啟蒙，稍長進深的教育，即轉請正式塾師教導，但也有少數母親能夠完全勝任兒子教師的職責。^[3]

        前已提及古代女性讀書識字之事。至唐代，婦女接受書本教育的記載也不少，主要閱讀的書籍為：女史、女圖、詩、禮、釋典等。^[4]亦不乏博覽群書的女性。^[5]《論語》、《孝經》兩部書是一部分唐代家庭女子必須學習的教訓書。^[6]宋以降，婦女教育雖然延續至漢唐，然而隨著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與教育向下擴展，《孝經》逐漸成為士人家庭教育女子的重要教材。Susan Mann觀察中國婦女傳記曾指出，唐以後那些具有個人色彩、特立獨行的奇女子形象逐漸從歷史記載中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無數刻板的貞節列女。^[7]

        在宋元時代，精通儒家經典的母親能夠提高兒子科考的成功率，這一點得到廣泛認可。寡母督管兒子教育，被突出描繪在傑出男性的傳記中，以至於它幾乎成了一種文學慣例。如在元代，士大夫經常稱贊他們的蒙師—母親—為他們背誦如《論語》《孟子》和《孝經》這樣的一些儒家經典。在政治動蕩的年代，藏書往往會散失或遭到破壞，所以這樣的口頭傳承就特別關鍵。通過給士大夫的妻、母授以榮譽頭銜，明政府正式承認了婦女對男性教育的貢獻。 因此與孟母這一榜樣同時並存，在儒家傳統中有一股強大的潛流鼓勵婦女的文化教育，以準備成為兒子的蒙師。^[8]有位學者就總結了母親職責與社會秩序間的必然關係：「亂臣賊子成於天，而產於婦人」。因而力勸女性拋棄縱慾的習慣，並培養美德以成為好兒子的培養者。^[9]

        儘管到了明清時期，在商業發達、受教育人口增加、出版業勃興等因素刺激下，閱讀女性和女性作家的能見度大增，許多才女的才華不僅深深吸引著士人，當時甚至發展出才、德、美兼具的新女性形象(此詳論於後)。但傳統對女教的看法卻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士大夫對女子書本教育的規劃，除了少數例外，仍停留在一般蒙學的階段，且主要以培養女德為目標。^[10]藍鼎元曾說：

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為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入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11]

清代的寇氏亦曰：

丈夫當讀盡天下書，若女子，一部《孝經》足矣。^[12]

        如此看來，就文字智識教育而言，女教無法與士人教育相比，反而與蒙學有密切的關係。在傳統儒家經典教育中，最常用以教育女子的就是《孝經》和《論語》，這兩部書也是自古以來童蒙經典教育的入門書籍，其他文字比較困難的經典，士人很少鼓勵婦女接觸。^[13]

        在女性的眼中，儒家道德是充滿內在矛盾和對立要求的。如在討論節婦問題時，伊邁可指出，對寡婦保持貞節的道德要求，經常與其丈夫的男性親屬的經濟利益相抵觸，並可能與其父母的希望發生矛盾。這樣的一種緊張關係，部分源自女性矛盾著的忠心，女性有著妻子、親屬和女兒的多重角色；另一部分原因，則是道德法律與人類情感間的不一致。^[14]

        對於女性教育，儒家傳統有著兩種看法：其一是孟母的榜樣教導人要有始有終：男要奮發讀書，女則勤於紡績。當與女教書中告誡女性不應該讀太多書和不應做詩的訓導聯在一起考慮時，孟母就可能成了無知女性的榜樣。另一方面，對精通儒家經典的母親---教師的承認，鼓勵了女性成為有文化和有學問的人。許多受教育女性自己並沒有看到詩才與婦德間的衝突。但對每一位通過詩歌教授女兒頌揚女性美德的母親來說，還是沒有脫離第一類模式的舊習。當受教育和具有美德的婦女進入到男性禁區時，她們選擇的是對其作為女性身份的再強調和對其女人氣的歌頌。^[15]

        受教育的婦女自我定義的一個主要部分是「婦德」本身。她們對道德教育的肯定是非常明確的；她們意識到了儒家傳統給予女性的家庭衛道士的極大權力。許多妻子和母親意識到，通過於閨閣內的警惕，她們自己就可以使公、私領域間的界限變得整齊。^[16]

        受教育的女性自我認識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外表，突出的表現在纏足上。這些女性變得更關注她們與男性的形象區別，在閨閣內，母親、女兒和朋友一點也不羞於談論她們的身體與外貌。^[17]

        面臨著女性曝光率的不斷增長，新母親職責的打造，不是對「三從」的否定，而是通過巧妙的對其屬性進行再闡釋。例如「婦言」本指說出嘴的「言辭」，被定義為書面的章辭。女作家出現後，女性的適當位置被擴大了，既包括了廚房，也包含了學者的書齋。^[18]

        意即，在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文化，一個女作家和讀者批評群體的出現，但對社會性別關係而言，這一出現也承載著諸多的矛盾含義。^[19]印刷文化中女性的浮現，並不意味著男女因此平等或同步。在個人層面上，一些女性在學問和文學的世界中，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地位，但在體制層面上則恰恰相反，對女性作家的推崇，反而強化了社會性別區分即「男、女有別」這一前提。通過給文化教育以合法地位，明末清初的印刷文化改變了女性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但婦女識字率的提高，並沒有減弱儒家道德的控制。實際上，宣揚儒家意識形態的媒介物，從未像現在這樣的強有力和具有滲透性。更厲害的是才女們自身對儒家道德的擁護，她們編寫詩、歌以教授其他女性忠誠的美德。換言之，女性讀者兼作者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標誌著儒家社會性別體系的強化，而不是它的消亡。^[20]

3.2明清時期的才女文化

3.2.1 明末清初「才女文化」的出現

        以男性視角看，女性教育—一如她的生育能力，都是一把利劍。女性的生育能力賦予了她家庭中的權力，但也有破壞內、外界限的能力。同樣，儘管需要有基本文學技能的智慧母親監督兒子的教育，但學習了讀、寫的女性有可能變得不守規矩，進而邁出閨閣，違背了女性教育的特定準則。^[21]從晚近婦女研究的諸多作品都告訴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有一些婦女，她們的閱讀觸角遠遠超過士大夫為女性教育所規劃的範圍，甚至是極出色的詩人、戲曲家和小說家，並在文藝活動的創造與傳播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22]這就是接下來要敘述的另一個發展。

        宋代時期，就有女性閱讀書籍範圍相當廣，從儒家經典、佛道經書、女教典籍、諸子百家，到醫藥數術，遠超過士大夫為女教所設計的閱讀範圍。《孝經》、《論語》也是當時普遍被婦女閱讀的書籍。^[23]陶晉生指出，認為婦女能讀書明理，對於維持士族地位極重要；^[24]Patricia Ebre指出，在宋代士人階層中，文化涵養似乎使女子更具吸引力，且不僅宋代婦女傳記經常記述傳主熟悉儒家女教典籍，畫作〈孝經圖〉也以在書桌旁的婦女形象來描繪有德的婦人。^[25]馬孟晶也告訴我們，明清藝術品經常呈現婦女閱讀的圖像，顯示閱讀等藝文活動已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內容。^[26]

        至明清時期的婦女，高彥頤指出，不少人仍有兩種錯覺：一是「婦女被幽禁」。在他們的想像中，明、清婦女因纏足而致殘，被困於閨閣之內。其實，就當時而言，「足不出戶」無疑是一種理想，但即使在閨秀當中，旅行也是很多的，這些旅行的範圍從長途的旅程，如陪伴丈夫上任遠行，到和其他女性一起的短途遊玩；二是把女性家內空間與男性政治空間一分為二，實則他們彼此是相互影響的。^[27]

       在明末清初，特別是江南地區，產生了所謂的「才女文化」。雖然在其他地區，如北京大都市地區和廣東，也曾出現「才女文化」，但只有在江南，它才達到了這樣的高度。隨著這一地區因城市化和商品化而增殖的財富，相輔相成的。婦女受教育、讀書、出版和旅行機會的不斷增加，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文化女性群體的存在，也給這一地區的城市文化留下了一個持久的印記。作為讀者、作家、畫家、塾師和旅行者，這些婦女延伸了好妻子和好母親的傳統性別角色，甚而上升到為婦女重新定位。^[28]

        就背景而言，16世紀時，從美洲和日本進口的白銀，使江南經濟完成了貨幣化的轉化。意即，貨幣的介入在江南創造了一個流動和易變的社會。支撐儒家秩序的二元理念，如高/低、長/幼、男/女，也日見鬆動。^[29] 16世紀後期，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有相當數量的女性在有生之年出版自己的作品；此時因為雕版書籍商品化大量流通，閱讀不再是傳統精英上層等級的特權。繁榮的出版業不但推動了女性讀者兼作者的誕生，也導致了一個讀者大眾群的出現。此時期受教育的女性既是這一新文化的消費者，也是其創造者。她們從與世隔絕的閨房中顯露出來，在文學領域中僭取了一個清晰的位置。^[30]   

        文學的生產和消費、詩句的交換、觀點的相互豐富，促使這一才女文化日趨成熟。它發達的先決條件，是有相當數量的受教育女性和支持她們創作的男性。同時還需要建立出版中心、學校和藝術市場。 這樣一個整體的才女文化現象，首先出現在16世紀後期的江南，並直到19世紀，它還在以各種形式和在不同地區繼續繁榮著。滿清的統治雖然強調道德和意識形態的重整，但並不阻礙女性教育的傳播和女性對公眾印刷文化的介入。^[31] 

3.2.2 明末清初江南的坊刻發達及其影響

         坊刻的發達和婦女的參與，對初露頭角的才女來說，既享有實際上的自由和實現自我的機會，自然不必公開挑戰這些理想秩序。在拓展她們的交際和視野上，這些知識女性是很有技巧的。她們不斷增長的作為讀者兼作者的公眾能見度和擴大的社交網，都是最明顯的例子。^[32]

        當書籍變得更便宜和銷路更好時，印刷產業的三種形式—官刻、私刻(家刻)和坊刻—在16~17世紀都加快了發展步伐。官刻側重於儒家教義，構成了科舉考試的基礎；家刻是一種將家庭文化資產轉化為聲望甚至商業利益的手段。它的經營可以是特定的或長時段的。在「特定」情況下，上層家庭會為一個特別的項目雇請一組工人，這個特別項目通常是他們博學的兒子們和女兒們的文集。作為家庭財富和文化成就的象徵，這些書籍大多被贈出，用以鞏固各種社會關係。偶爾它們也會在書舖出售。在今天圖書館珍藏室中看到的數量龐大的明、清文集，就是這一習俗流行的產物。家譜也同樣作為特定的項目被印製出來，而女性詩集也是以這種方式出版的；另一種家刻，是著名作家和收藏家在他們的別業中建立的完整印刷所。工人都是長期的，他們出產出高質量的再版珍品圖書，這些珍品圖書都是來自其家庭收藏，同時也出版主人自己的作品。沒有商品化經濟的推動，家刻的繁榮是不可能的。 ^[33]

        坊刻成長於16世紀中期，並於清代繼續繁榮。出版中心興盛於帝國的每一個地區。遂使書籍的世俗化得以完成，而書籍與金錢的結合，是讀者大眾文化最生動的特徵。^[34]

        以上三種方式預示了明末清初江南的浮世精神，而這三種方式都直接對女讀者兼作家的出現產生了影響。

        首先，預示著知識生產加快的節奏和多重的流通渠道。書籍生產由原有的政府集中刻印，擴散至家庭別業中，這意味著知識生產地的一種擴散。對女讀者和作者而言，在引發一個相互批評的讀者群體上，這一點具有特別的決定意義。個別婦女的作品合集主要由家刻推出，就像一些與功名無關的文人尺牘、雜文一樣，它們以前是被視為沒有出版價值的。商業書坊抓住了這些男人和女人的私人沉想，使文化市場上充塞著一種情感狂熱。^[35]

        其次，當家庭開始成為許多正式的「公眾」活動場所，給困居家中的女性帶來更大的衝擊。士紳之女可以飽覽家中藏書，觀看搭建于廳堂舞台上的戲劇，還能與來訪者交往。換言之，即使士紳女性在身體上仍與世隔絕，但其閨房的界限已經變得可以滲透了。^[36]

        第三，家刻促使婦女和學問結合成了一種新型關係。不僅更多婦女可以習讀和書寫，更有家庭資助家中婦女作品的出版。由此促進了對女兒進行文學教育的合法性，也促使了地方志對女性作家的推崇。所以，家刻對建構一個新的女性特質起了作用。^[37]

3.2.3 明末清初江南的「職業婦女」

1. 巡遊的女塾師

        不論是女子教育的傳播，還是它的雙重性質，都通過明末清初江南富裕地區和都城周圍的職業女塾師這一階層的增長明顯表現出來。依照理想的儒家社會性別體系，做一名職業塾師是最不應該的一個職業：

        首先，一個女性獨立於其父、其夫之外的謀生，威脅了舊有的「三從」基礎。

        其次，塾師的雇用取決於作為有造詣的藝術家的聲望。但對女性而言，正是聲望這一概念，違背了安靜和隱居的理想女性形象。

         第三，閨塾師身體的流動性及其越出她自己閨閣界線的能力和她的學生所具有的這樣的能力，都顛覆了女性生存空間封閉性的理想。

        第四，詩歌成為了上層家庭女兒教育的重心所在，這也證明了現在的教育模式在與正統的道德教養進行競爭。 ^[38]

        當她們以自己的能力挣得一份收入時，巡遊的塾師從容之態穿過家內界限這一點是非常顯見的。教育女兒只是家內母親職責的延伸。因為巡遊的塾師只是住在女性的香閨中，極少有與男性接觸的機會，所以她們並沒有妨礙閨閣的完整性。因為這些原因，閨塾師職業的上升，更多的是強化了而不是顛覆了隔離的生存空間學說。為了維持一種女性對女性的知識傳承，這些女性甚至可以被視作重新構建女性生存空間的建築師，一種在文化教育中突出塑造的知識傳承。^[39]

2. 女文人：如有威望的男人一樣的職業作家

       第二類「職業女性」--職業作家的流動性，也很難與儒家社會性別理念的內涵相吻合。有什麼能比女性養家更是對「三從」的有力顛覆呢？不過，他並沒有破壞社會性別體系的前提。^[40]

3. 婦女寫作：精心構建的嶄新社會文化空間

       在這些特殊女性的職業生涯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種新秩序的創始，而是一個熟知世界的顛倒。男性化女性文學形象的流行，影響了現實生活中讀者的自我感覺和期望。在故事和戲劇中，揮舞著戰劍或毛筆的女性不斷增多，鼓勵著女讀者去追求更像男性。而受文學中女主人公眾形象流行的激勵，一些上層人家實際也是像兒子一樣養育和教育著自己的女兒。^[41]

        事實上，「女狀元」這一文學形象是頗具矛盾含義的，與此相似，這些現實生活中社會性別倒置的例子，也盛載著矛盾信息。一方面，他們對女性身份和角色的最終設想，不管一些女兒多有才識和多像男子，但男女間的鴻溝，則是難以克服的。女性永遠不可能成為男性，除了假扮。但另一方面，這些女孩又非常安心地轉回其女性身份，這表明，社會性別界限暫時僭越這樣一種偶然是受到尊重的。然而，男女有別這一分離領域的前提並未受到觸動。意即，當女性努力變得男性化時—已經到達了將男性士大夫視作其角色樣板時，社會性別體系中的意識形態和機能上的不平衡現象，並未受到挑戰。因女性寫作而創造的嶄新空間及為拓展女性界限而做出的努力，都最終成了一個安全閥，女性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員，無意對繼承的社會性別體系作正面攻擊。^[42]

        穿或不穿男性服裝，特殊的個體女性開始將幾個世紀以來的內/外和男/女兩性分離領域攪得模糊不清。分離領域這一概念是明顯具有彈性的，對擴大女性領域，事實上受到了人們默許。女性的位置不再被限制於廚房或織機；在為其家庭服務或提供生活來源時，她能夠被允許出售自己的書畫、搬入上層人家做塾師、混入文人男性中。儘管這些不平常的「職業女性」的實際人數很少，但她們的事例激勵著無數家內女性，在外表和寫作上開拓新領域。^[43]

3.2.4 盛清時期的「閨秀文化」與對「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的爭議

        由明入清，雖然統治政權經歷鉅變，但江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仍持續不衰，女性的教育與文藝活動也並未因此受到壓抑。清代婦女從事創作，不只是花前月下的抒情伸志而已，如要流傳，往往更須與出版機制磨合。例如，惲珠編《國朝閨秀正始集》，其工作何其龐大，從蒐集、徵募、編輯到出版，在在見證女性積極參與文化工作所牽涉的複雜狀況。如果說文學史中女性總還有一席之地，迄今為止，中國出版史則絕無女性側身其間。因此，女性直接介入出版的例子更值得注意，例如梁瑛（1707-95）作品曾分別由徽州出版商吳砥瀾之妻王氏與揚州出版商原果堂的李氏出版，而侯芝後半生也曾與出版商進行接觸，出版包括《再生緣》在內的多種彈詞小說。曼素恩認為這個由女性主導的大規模編輯活動，可以代表盛清時期「閨秀文化」的核心價值。^[4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女性讀者在詩詞之外甚至開始有機會閱讀戲曲小說，在無聲之中介入了公眾的文字世界。甚至女性創作的戲曲小說也開始獲得出版機會，使她們由文化的接受者與消費者晉身為文化的生產者。女性參與文學與文化活動，在類別上除了有詩詞、戲曲、小說之外。寶卷，其宣講、刊行、傳播都與婦女有密切關係，而寶卷發展到後期，俗世的成分滲入，成為一種對平民婦女特別有吸引力的俗文學形式。^[45]

         同樣尤其重要的是，由於女性的「共同文本」逐漸形成，閨中人乃得以跨越社交的障礙，在心理的層面上與其他女性構成「想像的社群」，藉由文字發生溝通與交感。再者，受到晚明思潮與「情」論的影響，文人重視陰性美感以及真實情感的自然表達，因而使得外於科舉限制的女性作品特質也獲得新的評價。明清文人往往表彰女性不同甚至優於男性的性靈潛力，鼓勵婦女接受文藝教育，並且致力於蒐集、評選、出版女性的詩詞作品。男性文人在明清婦女文學的發展上於是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明清江南的「才女文化」便在以上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匯集之下形成，也就是說，識字能文的婦女此時於江南集體性出現，而且積極參與文化的生產與消費。^[46]

        「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詞在明清時期的社會，是相當流行的。但隨著「才女」的出現，也有贊成與反對不同的爭議。明末李漁就提出反駁：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卻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為貴。蓋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讀書為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竟書可竟棄，任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但須為之夫者，既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47]

劉詠聰因此提到，如果只因部分才婦「失德」而將「才」、「德」對立起來，的確是因噎廢食的作法。^[48]

        女子以無才為德的說法植根於德先於才的傳統思想，清儒也多從其說，甚至主張有才多致敗德。本身知書通文的女性，也不乏嚴厲批評女子弄文者。不過，另一方面，反對才德相斥者也大有人在，就連《女範捷錄》這樣的閨範教本也主張才德不必相妨，而最講究門風家法的桐城名家姚鼐也曾主張女子只要明於義理，未嘗不可從事文章吟詠之事。^[49]女詩人中，夏伊蘭的〈偶成〉詩為現代學者一再徵引，主要就是因為她在詩中積極主張人不分男女，皆以才德兼備為上善。^[50]

        最具代表性也最為大家熟知的女學論爭，自非袁枚與章學誠的公案莫屬。袁枚廣收女弟子，達四十餘人，作品編為《隨園女弟子詩選》，晚年還曾在杭州大會諸女士，這在當時自然十分引人側目，也激起反對的聲音。章學誠就是反應最激烈的一個：

近來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徵刻詩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為之夫婿，不但不知禁約，而反若喜之，嗚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憂也。^[51]

按曼素恩^[52]分析，章氏在〈婦學〉一文中如何嚴厲指責當代閨閣不顧男女之嫌，競刻詩稿，反而貽笑大方。文中並且直斥自命風流的「無恥妄人」，引誘名門閨秀標榜聞名，所指即是袁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