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mei的部落格

文：駱芬美     照片拍攝：蔡坤洲

    前言

    2011年「賽德克‧巴萊」電影推出並引起熱潮之後，我的課堂上，明顯的發生些化學變化。「台灣原住民」的議題很能得到學生們的興趣，加上。學生看過電影，有些「問號」亟待釐清。於是進行了一場場有感覺的，有交流的歷史課。

    一、「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真正的人)

及魏德聖版的「霧社事件」的思維

「賽德克‧巴萊」，在賽德克語中，「賽德克(Seediq)」是「人」，「巴萊(bale)」是「真正的」，「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就是「真正的賽德克」，「真正的人」。[1]魏德聖希望透過電影，告訴原住民的後代，你們是「賽德克‧巴萊」，要驕傲的活著。[2]

「真正的人」，按周婉窈教授的觀點，是個道德命題。莫那‧魯道及其族人所面臨的，是外來強權對自身文化的嚴重摧毀與破壞，而世界上不少原住民也有同樣的困境。[3]

在魏德聖之前，有邱若龍拍攝的《GAYA 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紀錄片，以「賽德克族」所遵行的「GAYA」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事件。 GAYA是賽德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也是「律法」、「規矩」，告訴賽德克人「人從哪裡來」、「人該做什麼」、「人要往哪裡去」。根據GAYA，紋面是每個賽德克所追求的目標，必須紋面才得以成人，過世後，才有資格走過Hakaw Utux（祖靈/彩虹橋）進入靈界，與祖先見面，這才是Sediq bale（真正的人）的一生。不瞭解GAYA，就會像日本人所認為的「霧社事件是不可思議的事件」。1930年的Mona Rudo（莫那‧魯道）和賽德克人為了被奪走的GAYA價值，不得不發動「大出草」，以生命來換回成為「真正的人」的權利。[4]

魏德聖亦指出霧社事件，表面上看是原住民長久被欺壓而引起的反動抗暴。真正的原因，是「傳統的文化信仰被抹煞」。因此，霧社事件之所以壯烈，不單單是大規模的抗暴行動，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場為信仰而戰的戰爭。天下沒有比為信仰而死更美麗的了……  [5]

電影裏的主角一心求死，這除了悲壯，到底要給觀眾什麼？魏德聖想傳遞的意念是，人生還有另外一個目的：要活著，要延續族群的生命。有人死去了，留下來的人就是要承擔宗族血脈，於是，魏德聖在影片中加上原住民石生神的故事，就是說一切要回到生命源頭，不能忘本，才能生生不息。[6]

另外，魏德聖還提到所以選擇此題材，其一、過去台灣的電影中，都是把小人物捧成英雄，但是要放國際社會，則需要真正的英雄，而莫那‧魯道就是一位能代表台灣的英雄；其二、認為《賽德克‧巴萊》是一個很棒的故事，他找到了特別的切入點來看歷史，指出莫那‧魯道陷入了一個「做也錯，不做也錯」的困境，究竟要不要做呢？要做，又要怎麼做呢？反觀自己，不也經常面臨這種為難嗎？[7]

面對「歷史」，魏德聖說：我們只追究是不是做過不對的事，怎麼不去問當事人的動機？這樣其實把人性的規格弄得太小了。大家不妨回到1930年代的時空背景，當你的世界只有族人和異族人，只有傳統信仰時，面對異族壓迫，你會怎麼作判斷？有了這層體會，對於歷史的仇恨，是不是就可得到化解？特別是有著歷史矛盾的台灣人，希望《賽德克‧巴萊》能夠帶動反省，從過去想想我們的未來。[8]

但是魏德聖終究不是原住民，擔任該片族語指導的Dakis Pawane郭明正指出：魏德聖不曾在賽德克部落生活過，欠缺「部落經驗」。幸好在拍攝現場，每每遇到與賽德克族歷史文化相關的劇情和對白時，導演都會與他懇切地交換意見，再斟酌執導拍攝，充分展現出魏導演的誠懇、真誠，以及對劇本寫作的負責態度。[9]

    二、部落觀點(一)

電影是導演的創作物，不是歷史研究。魏德聖深知其間的區別，催生《真相‧巴萊》一書，由出生於清流部落，霧社事件馬赫坡部落餘生者的後裔Dakis Pawane 郭明正所撰寫，列為電影攻勢之一。[10]也因此我們得以聽到部落的觀點。

「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

莫那‧魯道被視為霧社事件中唯一的英雄，清流部落的老人家卻不這樣想，為什麼？

就莫那‧魯道「頭目」頭銜來說，賽德克族和泰雅族的傳統文化中頭目不是世襲的，是靠英勇和領導能力而為族人所認可和追隨。Dakis Pawane郭明正說，在族人的心目中，莫那‧魯道的確是英雄。[11]但是，霧社事件共同參與的六個部落，都有令族人讚佩和敬畏的頭目。頭目之外，許多族人英勇赴戰，加上三個部落(巴蘭、度咖南、卡秋固)，雖然他們的頭目拒絕共同起事，但勇士們奮起加入。之後，十五名倖存者在翌年「秋後算帳」中仍罹難。此外，莫那‧魯道全家二十餘口，戰死、自縊、自殺，只剩大女兒馬紅倖存，後來還幾度自殺未遂。這雖是非常悲慘的，但六社每個家族都是如此。[12]

六社(九社)英雄何其多！老人家不高興的，不是莫那‧魯道不是英雄，而是更多英勇犧牲的族人都被抹消了。[13]原住民的社群感很重，不像漢人突出個人的「英雄崇拜」。[14]所以，莫那‧魯道一人一家之外，對於那些一起犧牲的賽德克先祖也應有個一個公道的評價。[15]

霧社事件是偶發的嗎？

Dakis Pawane郭明正請益僅存十二人左右的「霧社事件」當事者（清流部落族老），證明「霧社事件」並非偶發事件：

其一、10月27日該日是起事的最佳時機。按杜固達雅人的經驗，該日是日本「台灣神社祭」，依例霧社地區（今仁愛鄉轄境）會在「霧社公學校」舉行運動會，當地各「蕃社」及機關、學校都參加，能高郡守及其他長官蒞臨指導，所有的日本官警及眷屬都聚集，會疏於戒備。

其二、切斷所有的電話線，讓日方孤立無援。

其三、襲擊在杜固達雅的領域內的駐在所，(除設於「主和」部落內的駐在所（派出所）外)，皆予以襲擊、焚燬，以奪取槍械彈藥。

其四、選派族中精英攻佔霧社分室（霧社分局）彈藥庫。

其五、發難的時間點選擇大會舉行升旗典禮，當「太陽旗」隨樂聲緩緩升起尚未升至旗桿頂端時，此時間所有與會人眾都肅立起敬，成了不動的標靶，對握有獵刀、長矛者亦可收襲擊之效。

其六、狙擊的對象是現場的日本人，雖終究誤殺了兩名漢人，但以當時人群不分日人、原、漢四處逃竄的混亂局面而論，僅誤殺兩名漢族同胞實非偶然之事。[16]

霧社事件中的「獵首」，可否稱其為「大出草」？

按Dakis Pawane郭明正的觀點，「霧社事件」中雖然有獵下日警及日軍首級的事實，但是視之為「集體出草/獵首」是不恰當的，因「集體出草」不存在於他們族群獵首Gaya的規範中。也許是因為他們祖先見識到日人「以蕃制蕃」的惡毒伎倆，才有脫離了傳統的制敵規範。祖先們的起義抗暴，也許是結合了本族傳統與當代日方制敵手段的雛型，是「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的反擊行動。[17]

關於「抗日」與「抗暴」之說的釐清

在歷史課本裏，將霧社事件定位為「原住民抗日」，這是以漢人為本位的歷史解釋。部落中的大老反駁說，他們是因為日本人對部落進行的政治統治，強制改變他們的文化、習慣和生活。一些年輕人血氣方剛，想要抵抗。所以說是「抗暴」，就像是別人打你，你打回去，很自然啊。[18]

三、部落觀點(二)

女性記憶中的霧社事件的起因

按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的研究，指出被迫遷徙到清流部落，有親身經歷的寡婦們說，她們認知中的導火線，是莫那‧魯道的次子與一位部落的女性關係使然。莫那‧魯道的次子Basaw Moanul要求父母讓他拋棄元配，另娶Bakan Walis。這個Bakan Walis已結過婚，因故離開夫家，被叫到警察駐在所從事煮飯等工作。因此，Basaw Moanul憤而怪罪日本人，加上母親不同意他休掉妻子再娶，就對母親說：「BuBu(母親)如果妳這樣子，我後天將會為妳背牛頭回來」，亦即獵人頭的意思。所以部落中的女性認為，如果不是Bakan Walis，她們就不會失去丈夫，就不會遭到滅族這樣不幸的命運，這個說法一直在部落中流傳著。[19]

    部落女性對於男性抗日行動的反應

按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的研究，指出「賽德克部落是個重男輕女的社會，何況日本人更是男尊女卑，怎麼會聽女人言呢？」霧社事件全由男性計劃發動，部落女性沒有知的權利，即使知道也必須封口不提。其實很多女性都反對男性的抗日行動，也沒有實質參與並支援男性的具體行動。女性被迫帶著孩子到處逃亡，甚至不得已丟棄孩子。有口述者講出：「這些母親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她們可能要發洩怒氣，即他們的丈夫在在去殺日本人之後，從此從此不再回來了。難怪她們會說：「我們要懲罰我們的丈夫丈夫，還有在逃亡的時候，孩子也會成為我們的絆腳石」。  甚至有部落女性說出屠殺現場的許多慘狀，尤其是被屠殺的日本婦女與小孩，同樣是事件中被無辜波及的人。」[20]透過女性的眼睛，讓我們看到民族戰爭中人性最幽暗的一面。女性雖不能參戰，往往是戰爭中最脆弱的受害者。[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