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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草---古代原住民獵頭習俗的相關討論(上)


 


駱芬美


                 銘傳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在《尋找「吳鳳」---神話與事實之間》的課程中,談到在嘉義中埔鄉社口村的吳鳳廟,廟中的吳鳳生平介紹中,談到傳說中的吳鳳就是死於阿里山原住民鄒族的「出草」惡習,也就是「獵頭」的習俗。而因著吳鳳的犧牲,阿里山鄒族就革除了「出草」的惡習。


    所謂「出草」,是指出發前往獵人頭的行動。是台灣原住民獵人頭習俗(獵首)的別稱。


我提過吳鳳被神話這件事,在1984 (民國73)年左右,台灣的原住民運動興起後,引起原住民的反彈,認為「吳鳳神話」扭曲了原住民形象,剝奪原住民歷史詮釋的權利。吳鳳故事,最大的爭議就是在關於「殺人」「獵首」這件事。


或許是受到吳鳳故事太深刻的印象,大多數的人對於原住民的印象,仍停留在百年前那被污名化的獵頭記憶。像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張國賓先生在他碩士論文中就提到,他曾擔任花蓮太魯閣的解說員,每次他向遊客講起原住民的獵頭行為時,就常面對遊客滿臉的疑惑與好奇,總是被問道:原住民為什麼要殺人?原住民會不會害怕死去的靈魂?原住民獵人頭之後為什還要祭拜、討死者歡心?等等問題。張國賓先生說,其實遊客的疑惑也正是他自己的疑惑。[1]


    至於原住民自己呢?當張國賓在做田野調查訪問太魯閣的老人時,他發現太魯閣老人對於獵頭文化相當自卑,在被問起獵頭的故事時,他們總會先說:「獵頭是過去的往事了」,說他們「現在已經有信仰了」。如此看來,「獵頭文化」似乎變成了原住民的「原罪」,甚至有原住民自詡為是被詛咒的一代,只有藉著其他的信仰,深深自責與懺悔。對於此現象,按張國賓先生的觀察,發現:從獵頭的原罪看來,已化為一種恐懼,殘存在原住民社會中,只是不知道這樣的原罪還要在原住民的心中背負多久。[2]


    其實以上這所有的反應都是以「漢人」的文化價值來定位的。


 


今天出草」這個議題時,我們要先釐清這是個「文化」的價值問題,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德國猶太裔移民)1896年就主張「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不過彼此之間仍然有差異的存在,而研究者在從事各種文化的研究時,都應該使用並找到適合此文化的研究方法。」再者,博厄斯(Franz Boas)又提出「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概念,意即世界上的文化是由不同的觀念所形成,而倘若我們想要深入了解某個文化,就必須結合這個文化的標準和價值觀。[3]


    (這裏,要先說明在台灣原住民的族群中,除了蘭嶼的雅美族外,其他族皆有獵頭的習俗。[4])


既然大部份的族群皆有此習俗,那我們就從吳鳳故事中的另一個當事者鄒族談起------


    鄒族獵頭習俗的由來。據浦忠誠《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有如下的敘述:


    上古時有位名叫「哈莫」(Hamo)的神從天上降臨至新高山,創造了人類。人類歷經多年,逐漸地繁衍,各自選擇美地而分居各地。然而由於發生可怕的大洪水,四方皆猶如大海一般,因此散居各處的人們便再次避難於新高山,多數的動物亦同樣齊聚山頂。那時尚未有穀物,因而食鳥獸之肉,以求存活。


    某時於屠殺狗後,不經意地將狗的頭插於竹竿前頭,立於地上,予以嬉戲,不知為何,竟感覺有一種快感。隨後思及,若為猿猴之頭,又將如何?逐漸產生愈強的興趣。最後終於殺了社內的頑童,將頭砍下置於竿頭,人們的興味更增一層。


    而後大洪水逐漸退去,世界恢復原狀,人們也陸續下山。然而回想砍殺人頭的快感,不由得便開始襲擊他社的人們,予以馘首-----[5]


    如此看來,鄒族獵人頭最初只是為了一股興味,而後才演變為祭祀用的。[6]按邵碩芳的研究,提到獵頭行為的產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此一習慣的成形乃是出自內心的慾望所致。


以上雖僅是鄒族的神話,各族容或有不同的傳說神話。但應可以延伸至所有原住民族的相關討論。


「出草」究竟只是單純的想去砍下人頭?或是奠基在原住民社會中的某種機制?或是受到文化中一套觀念所影響?[7]


 


以下我為各方學者專家對於古代原住民獵頭習俗的相關研究:


說到「漢人」的反應,檢索一下清朝時期的相關記載:


蔣毓英《台灣府志》云:『好殺人,取頭而去,漆頂骨貯于家,多者稱雄。』這是一般人看待出草行為。


但也有比較超然角度的看法:黃叔璥《蕃俗雜記》云:『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盧殺人視為故常,其實啟釁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佔,不奪不饜,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麂,往往竊為己有,以故多遷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之。』


這些是在清朝治台時期所留下關於所謂的「生番」好戰並取人頭的文獻。其中除談到原住民本身的陃習外,也記載了,有些漢人的不肖行為,例如大舉侵入原住民固有的領土;或受漢人欺騙而氣憤難平,才引致「生番殺人漢人誘」。可見,當時出草或許是一種保衛本身權益的行為吧!或有漢人假扮原住民殺人放火,再嫁禍於原住民的現象。[8]


 


而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急欲處理的就是「要禁絕高山族的獵頭習慣」,因此關於「獵頭」議題的被強調,(一種方式強調是吳鳳的神話),一種則是透過學者專家的研究,再者就是執行綏撫教化與威壓並施的理番政策。


關於學者專家對獵頭研究的先後論述,張旭宜指出,最早開這議題風氣的是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就是那位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去阿里山的人類學家)。他主張這是「種族競爭,適者生存」的自然結果。至於阿里山鄒族「喜愛收藏頭顱的慣習,是以人為的方法來淘汰惰力,來表彰勇健的」。也就是站在族群互動的關係上來解釋出草行為,但他忽略了族群自身的自主性。[9]


接著,日本學者森丑之助則是提出一套迥異於伊能嘉矩的說法,他開始從原住民自身的角度切入。他主張是「馬來人系統的人群固有習慣的持續,所以是天生的,而不是因為漢人的移住,為與漢人做生存上的競爭而衍生出來的」。也就是說獵頭不是偶然的,而是施行慣例。[10]


另一位日本學者岡松森太郎,則是從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他認為原住民是否出草與其社會組織有很大的關連。他以泰雅族和排灣族為例說明,北部原住民(泰雅族)頭目實力較弱,是屬於較平等的組織,一旦社人相互爭執不下時,最好及最常解決的辦法,就是以出草來「判決爭議」;至於南部原住民(排灣族),因是頭目實力較強,所有的紛爭大多可在社內解決,無需進行出草。因此出草的事件都是為了「復仇」。[11]


還有一位日本學者岡田謙則以鄒族為例,認為他們是透過取得頭顱來作為「人和神」之間的仲介,使得社會得以精神性的擴大。因為他根據一位咒術師所說:當天神生孩子的時候,社中會呈現出活氣,人間得以繁衍子嗣、穀物殷實、獵物豐厚,特別是生男孩的時候。而鄒族人認為:當天神生孩子時,人世間也會相應的發生鄒人施行獵頭之事。反過來說,就是說假如社中有獵頭之事,即表示天神產子,因而可帶來部落的生機與繁榮。因此獵頭可說是人間子嗣繁茂,同時也是確保神界繁榮的手段。也因此,在獵頭被日本總督府禁止之後,就以「豬」來取代當作祭品,觀念上被認為是「獵頭的再現」。所以鄒人認為獵頭成功與豐收之間是相關的。


 


以下再就各學者對原住民獵頭原因調查的成果,介紹如下:


報復(各族中以此目的出草的最多),而因報復而出草的又可分為以下幾種:


1.                復仇  當近親宗族或血族被異族人或是同種族中具有仇敵關係的其他部族殺害時,被害者的遺族為實行復仇常會企圖出草。


2.                自衛  兩者仇恨太深,出草行動有削弱敵人力量以達到自衛的目的。


3.                自助  若遇境界的爭議,或有不履行繳納租穀或地租等義務時,就以出草來威嚇對方,並貫徹自己的主張。


決爭(決勝敗、定曲直)


    當社中發生紛爭又無法知道誰是誰非時,或兩方各執己見不肯退讓時,便會訴諸神判。台灣原住民族中的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就有此方式。他們相信神明會幫助正確的人,能獵得人頭的人就是正確的一方,沒有獵到人頭的就是理屈的一方。


為名譽(包括取得能力、地位及博得名聲)


禁忌


1.      為驅逐社中惡疫流行的病魔


2.      為拔除不吉,以防社中再發生不祥的事。(特別是泰雅族、賽德克族、鄒族)


3.      據說泰雅族以前,有父兄死亡時,需出草才能算服喪完畢;在排灣族、魯凱族中有因不堪近親死亡,居喪期間之鬱悶而出草。


4.      鄒族、阿美族、布農族在凶年時,被祈豐收,便會出草。


5.      特殊的原因,例如阿美族為流行病終息,以太魯閣的遺骨來祭祀,所以會對太魯閣出草。


思親追遠


    獵獲人頭,被認為是子孫追遠的要道。父母親臨終時,會對男孩留下遺囑說:「絕對不要遺忘祖先的習俗,要獵人頭,要拿出勇氣。」[12]


 


從以上的討論,發現出草並不僅的單純是砍人頭的行為而已。[13]








[1] 張國賓《從紡織與獵首探討太魯閣人的兩性意象與性別邏輯》台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7月,頁6




[2]張國賓《從紡織與獵首探討太魯閣人的兩性意象與性別邏輯》頁114115




[3] Joy Hendry著,林日輝、戴靖惠譯《社會人類學:他們的世界(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Other People`S Worlds)》〈前言〉台北市‧弘智文化,民國93(2004),頁17-18




[4]董芳苑《台灣宗教大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88月出版,頁14




[5]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 6月初版,頁129-130




[6]黃宏文《吳鳳和廖添丁傳說之人物形象比較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96月,頁22




[7]邵碩芳《獵首、儀式與族群關係:以阿里山鄒族Mayasvi為例》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71月,頁32-33




[8] http://lonalamu.myweb.hinet.net/bunun1/bunun3.htm(2010/12/7)




[9]張旭宜《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46月。頁6-7




[10]張旭宜《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頁7




[11]張旭宜《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頁7-8




[12]張旭宜《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頁17-23




[13]張旭宜《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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